杨慧敏，男，1968年4月出生，陕西岐山人。大学本科文化程度。现任陕西省岐山县委宣传部***、陕西省岐山周公庙风景名胜区管理处主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周公思想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长达一千多年的夏、商两朝，竞没有留下多少诗作，确实有点遗憾，但好在接续它们的大周王朝不失时机的补壁了这一缺憾。早周、西周、春秋近六百年中，我国诞生了撼世的扛鼎宏著——《诗经》。煌煌一部《诗经》是展示上古中国大革命风云的历史卷轴，三百幅美轮美奂的绚丽画面，向我们生动形象地描绘了那段历史嬗变的基本轨迹。《诗经》的诞生和发展既是文之欣，史之欣，也是民之欣，国之欣。它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作品等驾齐驱，是世界范围无与伦比的三大名著。它对中国文化而言，影响力之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部诗歌总集。其重要文化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成书年代最早的一部重要书籍，是诸经中保存最好、最完整、最可靠的一部。在秦皇焚书的烈焰中，很多文献被付之一炬，荡然无存。不少典籍是汉儒后来四方拼凑整理的，唯因《诗经》琅琅上口，好记易学，无数民众烂熟于心、口耳相传、众口吐珠才使《诗经》得以保留下来，这与其说是民众救了《诗经》，还不如说是《诗经》救了《诗经》，这是民众的力量，更是《诗经》的力量，在劫能逃充分显示了伟大诗歌生命力的强大。

汉以前《诗经》称作“诗”、“诗三百”，其中一些作品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产物，这些诗篇也成了是礼乐教育的内容，从此种意义上讲，周公是《诗经》最早的主创或总编，是《诗经》的重要作者之一。周公是岐山人，他在他的采邑和官邸岐山周公庙一带曾经制礼作乐，近年那里出土了不少甲骨文等文物，其中不少与周公有明显关系。

不少学者认为《诗经》是孔子编纂完成的。但在周公姬旦的世袭封地鲁国，保存着一套周乐，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国的公子季札访问鲁国，鲁国君“请观周乐”，演奏的内容大致和今本《诗经》大体相同。当时孔子才8岁，尚无能力从事这项艰巨的工作。可见在孔子之前，说不定早在周公时代，《诗经》主框架和部分作品大型已定，周公以后的作品是逐步增补进去的，并且经过了孔子及其弟子对《诗经》进行整理、订正、增删、润色、提高，内容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

“诗”一出世就被当时社会所重视。在独尊儒术的巅峰期，被尊称为“诗经”，列群经之首；后来排序者按诸经出世年代列序，《诗经》也居群经前列。经者，是必须奉为座右铭的典范，是国人的必修课。汉代以降，大多朝代将其奉为和西方《圣经》一样的经典，是历代社会精英法定的必修课。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礼仪、祭祀、伦理等各个方面，长期被人们奉为修身济世平天下的重要法宝。

305篇《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这种分法的根据是什么一直争议较多，一般以郑櫵的“音乐分”为主流。“十五国风”包括160首作品。“风”者，风土之音、民歌民谣也。“二雅”包括105首作品。“雅”者，***正乐之谓也，西周王畿之地的乐歌，多流行于宫殿庙堂贵族活动场所。“三颂”包括40首作品，“颂”是宗庙仪式演唱的祭歌。“雅”“颂”须用正宗“雅音”，即岐、丰、镐一带的语音颂演。据传《诗经》作品当年都有对应的演唱曲谱，部分还有对应的舞蹈，后随历史变迁，乐舞失传，现在只能看到文字部分了。

《诗经》创作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134到公元前597年，包括早周创业、西周盛衰、东周解体、列国争强等阶段。《诗经》涵盖的范围，用今天的区域来说，最东边是《齐风》达到山东半岛，最西边是《秦风》达到甘肃，最北边是《邶风》达到河北省，最南边达到长***汉水流域。覆盖了当时华夏文化族群居住地域的大部，可谓“新风”遍“周国”，“雅颂”布天下。

《诗经》内容广博，万象容集，既是文学名著，也是历史学、社会学著作，同时对研究考古学、民俗学、文化学、语言学也提供了重要资料。堪为反映早期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百科全书。阅读作品可以领略那个时代人民的言行风貌和感情脉动，可以了解各群体之间利益纷争的矛盾史实，可以体会先民生存状况的困苦艰难和不懈奋争的精神面貌。

《诗经》主要内容包括：

反映农事劳动的诗篇。周人本是一个古老而***于农耕的部落，农业又是周代社会的重要经济组成部分，因而周之先圣特别重视农业生产，所以《诗经》中有大量反映农事劳动的诗作,如《生民》、《公刘》、《七月》、《大田》等。这些作品为我们研究周代社会农业生产状况及社会形态提供了可靠资料。

反映战争和徭役的诗篇。有周一代，四夷交侵，周夷之间的斗争未有止息。《诗经》中有不少反映战争的诗作，如《出车》、《六月》、《***汉》、《无衣》、《采薇》等，有的表现反对外侵、保家卫国；有的表现平定内部异心分子叛乱，有的表现战士同甘共苦、互相关心、团结一致的战斗意志，有的表现战士勇赴国难、急国家所急的爱国热忱，均体现了我国人民维护和平爱国爱家的光荣传统。

反映爱情婚姻问题的诗篇。《诗经》中以恋爱婚姻问题为题材的作品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涉及青年男女爱情生活各个方面。有对爱情执着追求和直率表白的，如《关雎》、《摽有梅》等；有密约的欢会和失恋痛苦的，如《狡兔》、《静女》等；有离别的相思煎熬和别后重逢的惊喜，如《采葛》、《风雨》等；有受礼教压迫，恋爱不自由的，也有对不满抗争的，如《将仲子》、《柏舟》等。有爱情真挚专一的，如《出其东门》等。《诗经》中的爱情诗歌是该部作品艺术成就最高的部分，历来深受读者喜爱，有些今天读来仍然感人至深，余味无穷。婚恋诗歌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先民思想感情的真挚、热情、奔放和健康淳朴。

反映政治讽喻的诗歌。西周中后期，出现了周厉王、周幽王的暴政，搞的国运衰败，民不聊生，西周王朝逐步走了下坡路，终被申戎所灭。这些作品所占比例较大，主要包括《国风》中讽刺性民歌和《大雅》、《小雅》中贵族文人的讽刺诗。这类诗歌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像一把把锋利的***，直刺社会的要害。《国风》中如《新台》、《墙有茨》、《南山》、《株林》等，无情掲露了当局者的丑恶行径，表现了劳动人民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大雅》、《小雅》中的贵族讽刺诗，由于多出于上层社会文人之手，或反映政治***社会黑暗的现实及对当局者的不满和痛恨；或因自身遭到压抑和冤屈而产生的悯时伤世、忧国忧民、畏馋忧讥、旨在规劝示警的诗篇，反映正直之士对国家危亡的忧虑，如《桑柔》、《板》、《荡》、《正月》等。有些作品直名直面口诛笔伐当局奸佞的卑劣行径，批判性很强，但当局未见明显打压，说明那时对不同声音的惩处没有后世有些朝代那么专横残暴，完全将发不同声音者置于死地。果如后世，我们也许就看不到这些精品力作。

反映对压迫不满和抗议的作品。有剥削就有反抗，这是一条颠覆不破的真理，无论那个时代都避不开这一铁的规律。《伐檀》、《硕鼠》无疑是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

反映商、周开国的史诗。周初的王公和史官乐师，在周推翻殷商统治，建立周朝初期，出于巩固统治之需要，创作了不少歌颂周祖先丰功伟绩的诗篇。最突出的就是《大雅》中一组叙述周民族开国的史诗，即《文王》、《文王有声》、《生民》、《公刘》、《緜》、《皇矣》、《大明》等篇目，叙述了周自始祖后稷至武王灭商的整个发展过程。这些史诗，不仅勾勒了周族的发祥、创业和建国的历史，而且塑造了后稷、公刘、古公亶父、文王、武王、周公、姜太公等才智出众的艰苦创业者的英雄群体，这些诗篇叙述的许多重大事件就发生在岐山，因而作者也满怀深情地歌颂了圣地岐山和从岐山走出的先圣群体。从这些诗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早期周人征服自然、顺应历史、创新奋斗的智慧和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对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有一定积极意义。《商颂》叙述了商民族开国及其中兴史，歌颂了商族祖先的奋斗精神，也反映周作为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宽容和国格的尊重。周人在自己很重要的作品集里给对立面留出一块让其歌颂祖先歌颂功业，说明周人胸怀的宽广和文化的开放包容。

反映宴饮祭祀的诗歌。《周颂》中不少诗作是赞颂神灵祖先、祈福禳灾的诗歌，保存了我国古老的祭祀诗。周代祭祀诗多反映祭祀先祖和天地的重大活动，反映了周族先民怀先忆老尊重自然的情结，是中华民族敬老爱老传统的重要源头。当然他们还有一个政治目的，就是通过祭祀崇拜、歌颂祖先和各类神灵，以维护内部团结和巩固政权。虽然这类作品形式典重古拙，语言板滞，有宣扬祖先神明和天命的思想，但有较高的文化史料价值。这类作品大多与早周有关，有的出自岐周，大多演颂的场所就在岐地各往圣的祠庙。《诗经》还有不少宴饮诗，如《鹿鸣》、《伐木》、《天保》、《鱼丽》、《南有嘉鱼》、《彤工》、《宾之初筵》等。这些作品既有歌舞升平，肯定享乐的一面，又有好礼重德体现礼乐文化的一面，是古代中华文化独特的产物，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化史料价值。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过：“《诗经》这部书，在中国所有书籍里面，是最有价值的一部。”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诗经》的价值与他的权威性都是十分重要的。早在汉代，《五经》就被列为官学，“五经”为《诗》、《书》、《礼》、《易》、《春秋》，即《诗经》、《尚书》、《周易》、《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春秋》。《春秋》包括“三传”（《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在内。《诗经》为五经之首，地位至尊，这是从先秦留下来的学术传统。早在《诗经》形成的时期，即西周到春秋中期，在教育贵族子弟的“国学”里，“诗”已是重要教育内容。当时“诗、乐、舞”相结合，是综合的礼乐文化，学***它不但是学***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学***的。遗憾的是，今天只能通过诗篇文字了解其思想内容和欣赏其艺术价值。孔子***《诗经》有一句著名论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即诗中大多内容很纯正。他说道《诗经》的重要性时讲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孟子在其著作《孟子》中，“引诗者三十，论讨者四”，可见这位亚圣对《诗经》多么推崇。荀子认为《诗经》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教化各级各类人众，诗是儒家著作的道德至极，体现了天地间最大的道理，真正学好诗，就能成为圣人，否则不学诗，不懂礼仪则与禽兽无异。朱熹、姚际恒等明清大儒对《诗经》更是赞颂有加，并留下不少鸿篇巨著。

著名诗人雷抒雁先生说：《诗经》是一个民族从远古发出的第一段歌唱的旋律。歌唱不是唱歌。他涉及一个民族的起源，它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它是先民心迹赤城的袒露，是一幅最少雕琢而动人心魄的天然画卷。对每一个民族来说，诗是人类文化的母亲。它本身产生的过程是十分严肃的。它必须在倾听民声、倾听民愿、了解民情的基础上，达到听“风”“观”政的目的。所以说声音通政，是跟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在那个时代有它的历史需要。而在今天，我们读它不单是看政治，还要体会当时的人物情感，触摸远古初民诗性的灵魂如何在歌唱。这说明《诗经》是一部原生态的历史教科书，是先民一腔痴情与真实生活碰撞后的流泄。所以对先民的呐喊不因过分向政治靠拢，因从诗歌创作规律来认识学***《诗经》，回归初创者的原始心境来体验理解《诗经》，这对当代学***研究《诗经》当是一项古老而新鲜的命题。

《诗经》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赋”、“比”、“兴”。平铺直叙为”“赋”；打比方为“比”；先说一件事物，而引出另一件事物为“兴”。这种创作手法的成功运用使作品达到栩栩如生、情景交融、亦诗亦画的艺术境界。作品浓郁的形象思维和灵动鲜明、委婉含蓄的特点，发韧了几千年中国诗词创作和发展的基本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最重要的源头。《诗经》赋、比、兴艺术手法迄今仍为我国诗歌创作变现的基本法则。为《楚辞》、汉乐赋、唐诗、宋词树立了典范和楷模，对中华文学风格乃至东方文学风格的形成和定型影响深邃长远。它在艺术上的重要作用是任何一部早期作品都无法代替的。

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周文化最重要的源头，国学经典不少诞生于此或与此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学者认为《诗经》的故乡就在岐山。据《宝鸡市志》载《诗经》中有136首诗与宝鸡有关，其中绝大多数与岐山关系最为密切，公认《周颂》是《诗经》最早的作品。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对《颂》给予了很高***：“只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絀，近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说明《周颂》无论从形式内容都达到当时到最高水平，是典范样板之类的佳作。《周颂》中大多数作品出自周之宫廷，是以周公为主的周王室上层成员亲自创作，或经他们组织收集整理加工提高，在当时都称得上是高规格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当局者的政治思想，处于主旋律作品的重要地位，这种旗帜鲜明维护当局者利益的作品是其它作品所不能代替的，一直被周人所倚重，在周人的大型庆典、祭祀岐山、祭祀祖先等重大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演颂作品。

《二雅》流行于上流社会，不少是包括岐周在内的“西人”贵族所创作，《大雅》绝大多数是岐周时期的作品，10首“文王之什”多为周公作品，其中五首史诗式的经典中，大都提到了岐山。《文王》中“周虽旧邦”的“周”指的是岐周；《大明》中王季的妻子“挚仲氏任，来嫁于周”的“周”也指的是岐周；《绵》中的“至于岐下”和《皇矣》中的“帝省其山”的“岐”和“山”都是“岐山”。说明《诗经》公认的史诗式作品均与岐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卷阿》、《公刘》、《迥酌》等是召公所作，都是用来教育成王的作品，卷阿之地至今仍是岐山的一个著名历史名胜和旅游胜地。

《风》中一些作品也与岐地关联密切。周南、召南的地域在岐周，《周南》、《召南》诗作内容大多反映了岐周之物事和风土，作品或为周、召二公亲自捉刀，或为周、召二公组织收集整理，或经他们增删润色提高。《豳风》多为周公之作。《秦风》中多有反映岐周物事之作品。

《诗经》中记述的不少大事发生在岐周境内；《诗经》作品中一些主人公是诞生或成名在岐山的圣贤；《诗经》中一些人们难懂的字词，是今天岐山人还在使用的方言，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岐山是这部千古名著的重要故乡之一。

305篇诗歌，像一位穿越周代600年历程的历史老人，它见过岐山的风雨见过岐山的彩虹，和周代圣贤一样都是从巍巍的岐山脚下起步前行的；305首诗歌组成悦耳动听的交响曲，它动人心弦的开场锣鼓是在岐山脚下敲响的；《诗经》在岐山完成了庄重的奠基礼和开幕式。作为与《诗经》诞生地的世代岐山人都该以此引为自豪，《诗经》出于岐山，这是历史最有情的眷顾，是岐山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份量特重的福祉。岐山人民世世代代都要积极研学《诗经》，实践《诗经》所蕴含的仁、德、孝、勇等传统美德，使这部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在诞生之地再续辉煌，保持无穷旺盛之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