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2-11 刘凌林 中国商会杂志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北京产业外迁也在提速，这也就意味着扎根北京的浙商也面临二次创业。
　　“会员企业往外走，作为商会自然要跟进，我们既要做好服务，又要保护商家利益，这很考验商会领导的智慧。”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副会长陈俊告诉记者，前不久，他带了一个300多人的浙商投资考察团到天津滨海新区的北塘开发区考察投资、项目对接，随后，又有10多个浙商找他，希望通过商会到天津投资。
当招商旗手
　　陈俊的忙碌，正是商会工作的缩影。
　　由于商会有自身的渠道和资源，在招商引资方面，商会甚至影响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因为商会代表企业拥有与政府、市场、社会对话的重要话语权。
　　陈俊告诉记者，仅浙江商人在北京就有60万之多，每年纳税达150亿元，而且呈上升趋势，在这一巨大的商业群体周围，与浙商有关的商会就有几十个。如此庞大的商会规模，已经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商会，特别是各地的异地商会在成立之初因老乡关系“走在一起”，成为交流信息、互助、接待的平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慢慢附加了多种功能，大多数的商会实际上成为综合性质的社会组织，在资源整合、互助合作、包团发展、政商关系等方面，商会就像一座桥梁，通过这个桥梁，建立起沟通、联络、交流、合作的平台。
　　由于商会的资源优势，一些政府的招商引资项目，政府往往会先想到商会，主动联系商会，希望寻求合作或将投资项目通过商会广为扩散。
　　“北京市各区政府每年的招商引资项目，都会邀请我们商会参与。”北京内蒙古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白俊文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所在的商会，经常有各地政府主动找上门来，邀请商会去参加当地的招商引资活动。去年，该商会应天津市武清区政府邀请，白俊文组织会员企业考察，并签订了多项招商引资项目，会员投资达十数亿。“在此过程中，当地政府提供了各项优惠措施。”
政府“座上宾”
　　商会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独特作用，让商会领导很容易成为各地政府的座上宾。从一些地方政府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有一种商会依赖。对北京的异地商会来说，这种倾向尤其突出。
　　由于政府很看重其在京的影响力，可以为当地政府解决不少难题，甚至包括政府人员来京公干的接待工作都会找商会。
　　特别是县级驻京办及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驻京办撤销后，许多基层地方政府将驻京办的职能转移到北京异地商会，让北京异地商会扮演起亦商亦官的角色。比如白俊文所在的商会，在每年的“两会”期间，接待家乡政府的人员较多。平时家乡政府到京，需要拜访某个部委、落实某个项目，都会通过商会。
　　“政府之所以看重商会的力量，一方面是因为商会与政府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商会具有很好很广的人脉资源和财力资源。”白俊文说，对政府而言，政府发布的一些项目，也会通过商会及时联系对口企业参与，充当“二传手”的商会，会利用自己的组织渠道，积极帮助会员企业与政府项目对接。
　　除了在政企之间发挥传接作用，商会有时候也“抱团做大”，比如北京内蒙古企业商会，与在京的30多家省级商会结成商务联盟，这种联盟一方面有利于组织会员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通过商会之间的抱团，提高政商沟通中的企业话语权，使会员企业在市场上主体地位更强、竞争力更强。
弥补市场失灵
　　商会能量大，但并非无所不能，尤其是随着商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大多商会都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问题。
　　“新时期的商会，再不能像原来那样吃吃喝喝、拉拉关系，而要做个‘上天入地’型商会。”陈俊说，商会会员大小都是老板，只有自身撑得起局，才能做得了事，才能赢得认可。
　　据介绍，在前几年的投融资热期间，很多浙商通过放高利贷获利，但随着产业资金链断裂，很多人让多年的积蓄血本无归，教训惨痛。这就考验商会，能否正确引导企业慎重投资，特别是商会领导，要有能力引导带领会员企业转型升级。
　　在陈俊看来，商会不能搞精英组织，商会是个群众组织，起步和落脚都不能脱离群众。但这不意味着对精英人士的排斥，相反，为了提升商会自身的组织力量，商会要持续吸收优秀团队、热心人和有才干的人“共同做事”。“在北京的一些大的商会会长可能是由驻京办主任兼任的，政府色彩较浓，不能像企业家那样灵活。”陈俊介绍说，会长和副会长一般都是由有实力、人脉广、在业界德高望重、有爱心的企业家担任。
　　商会的转型升级，是商会作为“市场经济的三大基石之一”的自我需要。对此，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分析认为，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中，政府、企业、商会三者缺一不可。 
　　
　　现代商会组织已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商会的治理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