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会的历史并不长，不过是20世纪90年代来以来的事情。然而，不少媒体和学者认为，温州商会包括本土温州商会和异地温州商会，并由此将温州商会的历史追溯至1905年。在我们看来，温州商会所指的就是异地温州商会，而不包括温州本地行业协会(商会)。

 

所谓本土温州商会即温州行业协会(商会)，主要为特定行业会员的经济活动服务，而异地温州商会，则主要为特定地域(温州)会员的经济社会活动服务，两者差异显而易见。可以说，温州商会的地域性特征远胜于其行业性特征。比如，全国首个温州商会——昆明温州总商会，其分会涉及12个行业，这种综合性大型社团的根基主要由“老乡抱团”的地域关系构成。

 

当然，在我国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温州商会并不是所谓的老乡会。从开始，它就是以非营利组织自我定位的。当年，昆明温州总商会为进行合法注册，就曾反复阐明温州人只是商人，组织起来只是为了更好地管理、更好地经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兴起了结社革命，非营利组织深刻地影响了各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但是，很长一段时期里，非营利组织由于不像企业有盈利，又不像政府有税收，而主要依赖于政府拨款、企业或私人捐赠以及会员缴费，其成长乃至生存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尤其在中国，由于公益捐赠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以及政府的管制取向，非营利组织的运行依赖于会员缴费的问题更加突出。新兴的温州商会，不同程度上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四五年前，曾有学者指出，会费收入一般占温州商会正常开支的约 40%，在商会遇到的诸多困难中，资金困难占 44. 7%。

 

让人欣慰的是，近年来，许多地方的温州商会明确认识到，要通过发展商会经济，打造商会自身的造血功能，越来越多的商会领导人提出了“以商养会”的发展策略，即通过商会的商业投资、经营、资源整合、服务咨询等商务运作获取利润，满足商会自身各项日常支出，保障商会的正常有效运行。例如，组织会员联合购置土地，建立工业园区，受惠会员企业转而拿出部分资金作为商会活动经费;推销家乡的雁荡山白酒和啤酒，赚取利润，提供商会资金;进行大额融资，并通过理财途径，分享产生的部分利润等等。

 

温州商会的“以商养会”的新策略，常被认为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这样的标签，贴在商人企业家云集的温州商会上，似乎颇为贴切。然而，它只感受到了当代温州商会的现代商业气质，却没有把握住这种商业行为背后的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新理念。

 

近年来，出于摆脱前述普遍的资源困境，全球都有一些非营利组织逐步引入商业企业的某些做法，按英国社会企业联盟的说法，就是“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由此，非营利组织和企业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模糊了，而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它不再像过去那样立足于道德评判拘泥于非营利组织是否盈利，而更强调非营利组织盈利用于组织发展本身，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温州商会自始就是“他乡遇故知”式的互益性非营利组织。如今的一些温州商会虽以企业家精神有效解决了商会的筹资问题，但其社会目标的取向并不彻底。例如有报道某地温州商会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仅将所得利润的一小部分交于商会。若以社会企业的理念观照之，则应全部利润交与商会，如此更有利于商会的可持续发展。

 

不过，也许这需要一个过程。特别在当前学术界和政界主流仍纠缠于社会组织(商会)与政府互动关系，而未回到社会组织(商会)自身的情况下，温州商会走向社会企业之路，仍需要商界企业家和商会自身继续探索。(来源：乐清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