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一直对产业政策有怀疑。为什么呢?产业政策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就是“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判断未来”。这个假设，我觉得完全不成立。从中国历史看，几乎没有一个产业政策成功。

本文为，7月5日-6日张维迎在上海“纪念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探讨经济学专业领域的市场、产业与分工”的研讨会上，所做的题为“修正的‘斯密增长模型’”的演讲。以下是演讲实录：

我1982年认识小凯，当时在西安开全国计量经济学会，他在会上讲他的分工理论，这给我印象很深。跟小凯交往之后，他对我后来的学术影响也很大，他把科斯的企业理论介绍给我，我组织翻译成中文，第一次(在国内)发表。还有很多新的理论，(我)也是通过他才了解的，学到的。

接下来，我讲修正的“斯密增长模型”，或者“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亚当·斯密理论有两个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是市场如何协调人的经济行为，使得“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变成社会财富的增长力。

第二个：是分工，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后来，经济学家放弃了第二个方面，专注于第一方面，就变成了我们“市场均衡理论”。我理解，这就是林毅夫刚才讲的“主流经济学”。但是后来经济学家这么处理市场的时候，他们理解这个市场，或者我们主流经济学理解市场，和亚当.斯密理解的市场不完全一样。因为亚当.斯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的。亚当.斯密的书的第一章讲的就是分工。后来主流经济学也在思考增长，所以我们就叫“新古典增长模式”，就是从要素的增长看GDP或者财富的增长。就是技术的进步，无论是外生的进步还是内生的进步，本质上都可以理解为是“新古典的增长模式”。这个模式，我想只是一个数量的堆积，本身没有结构，没有机制，就是这个资本怎么积累的。当然，我相信，这对二战之后各国采取经济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就是人均生产率的提高，要靠资本的积累，这靠个人做不成，要有国家的力量进行积累。这是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战略。

斯密的增长模式很简单。也就是，国家的财富怎么增加，斯密答案很简单，就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每个人单位生产时间生产出更多东西，而这个靠什么?靠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怎么来?就来自分工。小凯大量的工作在集中研究分工，怎么导致生产的提高。无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分工又是靠什么呢?这就是市场，要市场达到一定规模。我们一般讲市场规模，我要强调一下，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内需。市场规模跟收入有关，跟人口可能也有关，但首先必须是市场。这是亚当·斯密的一个核心观点。

倒过来讲，如果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可以越细。当然，这个观点我想不是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的。最早，中国的荀子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西方赛诺芬的经济学也特别强调，市场规模怎么能够导致分工细化。很简单，比如说在一个村庄中，不可能有任何的专业人员，但是如果好多村并在一块儿交易，那就可以出现分工。我们中国来讲，我在农村时，很多村子才有一个铁匠、木匠，这样才能养活他。资产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创新就越快，技术进步、创新越快;经济发展就越快，财富增加了，又变成新的市场。这样形成经济发展的正循环。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思想本身是怎么出现的?分工是如何形成的?怎么就突然之间从“没有分工”变得“有分工”了?特别是近代，分工如此之细，没有一个产品是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生产的。哪怕这样一个讲义，都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单独生产的，是全世界合作的结果。这是怎么出现的?

创新是怎么来的?我们的生产率提高，要创新，创新怎么来的?亚当.斯密讲得是不明确的，没有答案的。

这个答案在哪里呢?就是一百年多前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在之前，比如萨伊的书里就很注重，但是，真正把企业家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那就是熊彼特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的。

这样的话，熊彼特的思想嵌入亚当·斯密刚才讲的这样一个大循环里，放在这个中间，这个中间意思是什么?资产怎么出现?资产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靠企业家发现的。企业家做的事，不是说有一个市场，我满足它，而是这个市场(是)根本没有的。比如，我们现在的微信，原来是没有的，它就是企业家发现的。所有的这两百年出现的市场，原来都不存在。比如方便面，没有市场，就是企业家创造的。所以，企业家首先要创造市场，要发现这个市场。分工怎么形成的?分工也不是自然而然的，我找工作，就有这个分工，分工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比如软件，现在是很重要的产业，软件就是比尔.盖茨创造的。在比尔.盖茨之前，没有软件。现在，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如果没有企业家，分工本身不会出现。

创新，就更不需讲了，熊彼特主要强调企业创新，每个创新，都是企业家做出来的。而且，创新跟分工之间有相互关系。没有创新，分工就不可能。比如方便面，没有方便面机器的创造，就不可能有方便面市场。因为按照我们过去的手工擀面，我认为是不可能养活得起这样一个产业的。只有出现了机器擀面，机器压面机之后，方便面才可以大量生产，才会有市场。

所以这两个箭头(创新与分工)，应该是相互的。创新影响分工，分工再影响市场。技术进步，分工以后，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知道财富就增加了，每个人工作时间更少了，财富更多了。但这个财富本身，我非常同意刚才林毅夫讲的结构的变化，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一定造成结构的变化。我原来吃一斤粮食，以后吃两斤，一百斤，不可能，会在种类和结构上有变化。但是这个结构的变化，财富怎么变成市场?仍然是企业家产生的。中国现在说“产能过剩”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们人类欲望都饱和了。“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企业家，仍然没有把新增的财富变成新增的市场，还聚焦在原来的市场上面从事经营活动，那就出问题了，全世界都有这个过程。

回到黄有光教授讲的，小凯讲分工，我想小凯有一个问题，他总是想着把他的分工理论纳入“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我觉得，这个本身是有一定的缺陷的。我们不仅市场在协调这个分工，其实企业家本身就是一个分工的协调机制。一个人选择生产衣服还是生产粮食的时候，这个人都在考虑别人在干什么，绝对不会说闭一只眼睛随便选择生产衣服还是生产粮食。企业家不是马克思描述的“盲目的”，没有任何计划的。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计划，每个人都有计划，但有一些人计划得好一点，有一些人计划得不好一点。我觉得，要谈协调，一定离不开企业家，如果离开企业家谈协调，就不是现实经济的真正的协调。我再强调一下，企业家每做一件事，都是有计划的，也许他判断会失误，但是我认为，这就是他协调功能的来源。

但是我查了小凯的两本书，索引里面没有“企业家”三个字，但是正文里面有提到。我的意思是，他对分工的认识非常地充分，但是对企业家功能的认识，不够充分。

企业家做什么?我总结两件事：第一，发现不均衡。发现不均衡，是我们讲的“套利”，按照经济学家讲的，均衡是没有利润的，只有不均衡才有利润，企业家发现这个赚钱的机会，不断地发现不均衡，慢慢走向均衡，再创造出不均衡。

比如说，当年电脑市场都均衡了，当年电脑公司赚钱的是什么?赚的是搬运工的钱。卖一台电脑，赚的钱没有卖天津煎饼赚得多。但这时候出现了苹果，乔布斯就打破了局面，生产出平板电脑，完全打破了这个局面，这是企业家，或者按熊彼特说的，更重要的工作。在传统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概念”里面，企业家的第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协调，就是怎么发现“不均衡”。熊彼特“创新”了这个理论，“企业家打破不均衡”比“发现不均衡”更为重要。现实当中，二者经常搅在一起，没有办法严格区分。

熊彼特关于“创新”讲了一些什么?其实，讲的都是“发现”，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其实都是结构的变化。新的材料，都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甚至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商业模式带来的，都是结构的变化，这是“创新”的含义。

再进一步，我们说创新。这个结构怎么变化?这个新产品怎么出现?最初就是某些人脑子里面的想法而已，而且这个想法大部分人是根本不认同的。这怎么可能赚钱呢?但是，就有那么一些人，我们叫做“企业家”的人，(将)这个想法变成(现实)，让消费者愿意买单。1921年，弗兰克·奈特有一个书里面讲，谁在预测消费者的需求，不是消费者自己，而是生产者，也就是企业家。我们有大量的例子，可以来说明这一点，每一种新产品出来的时候，一开始认同的人都很少。黄有光教授刚才讲金融的重要性，你在别人不愿意买单的时候，你相信他未来会买单，你会先垫钱，这个时候，金融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举一个例子，“联邦快递”这个想法，是史密斯在耶鲁上学时一个本科生的论文，这个论文的得分是C，C是刚及格，60分。但就是这个C的论文，最后变成了联邦快递公司。所以，我要强调这一点(想法很重要)。

企业家，不断的发现、预测这些新的东西。我们说200年前，人类所有使用的产品，按照现在零售商统计是10的2—3次方，现在是10的8—10次方，我们今天使用的大部分产品，30年前都不会想到的，200年前我们更想不到。200年前，如果谁预测人类农村劳动力降到10%、1%以下，那么这些人干什么?吃什么?不会想象到的。但企业家不断把这个次方往上加，出现了我们整个200年的经济发展。

我要稍微强调一下弗兰克·奈特提到的，企业家在发现市场，创造一个新的分工的时候，他面临的是什么?不是我们传统讲的Risk(风险)，而是Uncertainty(不确定性)，这是弗兰克·奈特将近一百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仍然没有解决。现在，我们经济学家讲到Risk和Uncertainty，仍然不加区分。企业当中这个Uncertainty和Risk不一样的，Risk是有可以量化的，尽管是一个概率。这个Uncertainty是不可量化的，没有分布、没有概率分布的，没有任何统计或者概念。比如说，硬币，我们知道50%是正面、(50%是)反面，或者我们大量的统计可以得出一个规律来，但所有的Uncertainty没有这样的，你不可能靠过去的样本去指导未来。40年前任何的统计，没有办法告诉比尔.盖茨未来软件产业怎么发展。100多年前任何统计，不可能告诉你汽车会怎么发展。同样，我们说，今天也没有任何统计能够预测我们未来有哪些产业，这就是企业家的伟大之处。

弗兰克·奈特研究说，一般人最初处理的是什么?是Risk。保险公司为什么存在?就是减少Risk。但是，只有企业家能够面对这个Uncertainty，就是靠人的一种想象力。企业家要判断未来，就是一种主观的想象，是一种自信。就是，我们熟视无睹的东西，他可以发现商机，这个我觉得非常地有意思。

所以，我在这里强调，当时和小凯交流，小凯提出企业家的功能服务不能直接定价，所以要企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为什么不能定价?因为，一个想法，是没有办法用统计验证的。如果人家相信了你以后，你就没有办法赚钱。不相信，你也没有办法赚钱，所以自己操手来做，做出一个东西，最后有人买单，你就赚钱了。当然了，所有企业家的预测，都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你可能完全预测是失误的，谷歌背后死了一大批企业，这就是说你，有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跟一般人不一样，企业家可能不是一般人。

现在，好多人提“大数据”，你看每个消费的信息全都有，不需要抽样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大数据没有办法代替企业家，大数据不可能创造你需要的东西。凡是能够用“大数据”解决的问题，都不是企业家关心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

企业家，能不能数学化?这是最难的。我现在持悲观的态度。包括鲍莫尔，试图模型化企业家，他90多岁了，仍然在做这个工作，但是根据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人类有这样一种精神，是人类发展最重要的，但是人类没有办法真正把它模型化。一旦这精神都可以模型化，这种精神已经毫不重要了，因为他就变成了一个日常的工作了。

如果我前面讲的有道理，那企业家本身，人类从古到今都是有这个精神的。司马迁《货殖列传》就举了30多个企业家的例子，当然他们都是“套利”的企业家，像子贡等。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这些人出现?这才是最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个，自由。人要有自由，没有那么多框框。人在地上走的时候，怀特兄弟在想，怎么飞上去。而大部分人都是循规蹈矩的，所以必须心灵是完全自由的。如果心灵不自由，很难想象会出现特别伟大的企业家。

第二，预期稳定。企业家创新需要时间，没有一个“创新”像“套利”一样，今天晚上买，第二天早上就卖，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不能预期到未来成功以后享受成果，(企业家)是不会做创新的。

第三，就是产权保护。没有私有产权保护，可能不会出现创新性的企业家，但是，我相信会出现一批套利性的企业家。比如，以前农村农民公社时期，头一天晚上天黑了，偷偷买一点东西，第二天晚上卖了，发现的时候，他已经交易完成了。但是，创新不可能偷偷摸摸完成，因为“不确定性”非常大。

亚当.斯密讲，“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就是说，你有了这些东西，有了和平、司法制度，税收不要太高，有企业家精神的那些人就会出来，他会发现市场、进行分工、创造技术。

最后，我讲一点，就是产业政策。现在，很多人相信产业政策。我一直对产业政策有怀疑。为什么呢?产业政策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就是“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判断未来”。这个假设，我觉得完全不成立。从中国历史看，几乎没有一个产业政策成功。当然，政府有一些东西，发达国家有一些很成熟的东西，“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嘛，学人家一点，像炼钢、造船早期人家都是很成熟的产业。但中国不能老是停在“发展中国家”，不能总是靠拷贝、山寨别人的去发展。

最典型的，我们看过去几年光伏产业，光伏是企业家发现的一个产业。政府一旦认定这个产业好，就大规模的扶持，结果搞得一塌糊涂。如果政府不扶持，有些企业活了，有些死了，这个产业就比较健康。

从推动创新发展来讲，政府永远是无能为力的。那政府干什么?政府就是(应该想)怎么提供有效产权保护、提供一个法治环境，让每个人都有思考的自由。如果一开始就否定人们拥有自由，不能提供私有产权保护，那我想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尽管，它短期内可以取得一定的进步。